人類與毒品的糾纏可以追溯數(shù)百萬年前，當然那會沒有毒品的概念，只是祖先們用來麻醉自己。國外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人類很早就喜歡尋找某些富含生物堿的植物。生物堿是自然界中含氮的堿性有機化合物，已知的種類有10000種左右，其中大部分對于人體有毒，但有一些可以入藥，比如嗎啡或可待因。
為什么人類對毒品上癮如此輕易，最早或許是出于進化的需求。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的人類學家羅杰·蘇利文（RogerSullivan）說：“像尼古丁和可卡因這一類刺激性生物堿，可能被人類的祖先用來幫助克服艱苦的自然環(huán)境。”比如，澳洲土著人就使用從含有尼古丁的皮特尤里樹（pituri）和一種名為Duboisiahopwoodii的灌木樹葉中，提取治療性麻醉物質，幫助他們忍受穿越漫漫沙漠的痛苦。而南美的印第安人則以咀嚼古柯葉來忍受高海拔缺氧工作環(huán)境。
因此，對這些老祖宗來說，在爬雪山過草地跟大自然搏斗時，精神藥物的作用就跟“渴了、累了、喝XX”一樣。除了“征服自然”這么勵志的功效，精神藥物在古代的另一重要用途是宗教活動工具。
這一點在初民社會體現(xiàn)得尤為突出，比如提倡在極度興奮和迷醉中與“神秘”融為一體的薩滿教。他們有一種以治療或者通靈為目的的“昏迷術”，形式多樣，有可能發(fā)生在冥想的時候，也有跳舞跳到一半就昏過去的。有些薩滿法師號稱可隨時在昏迷狀態(tài)下與神靈溝通，有些則需要借助大麻或其他致幻性藥物的幫助。19世紀，西方有記錄稱西伯利亞人食用一種叫“飛傘菌”的毒蘑菇來致幻，這些薩滿在降神活動中吃這些蘑菇來進入昏迷狀態(tài)。西伯利亞和美洲的許多民族就因為食用毒蘑菇的致幻效果形成了蘑菇崇拜。
在中國古代，薩滿教的活動中也有昏迷術等，因此，使用精神藥物的可能性很大。河北的商代遺址就曾出土過大麻，《神農本草經》里把云實等藥材的特點描述為“見鬼、狂走、久服輕身”，也就是出現(xiàn)幻覺與飛行感等，總之就是古人版的嗨大了。
補品到毒品，鴉片的角色是被人們選擇的
據考證，麻醉品在古代社會使用非常普及，比如檳榔果，1.3萬年前，帝汶島上就有人開始咀嚼它。到今天，咀嚼檳榔在某些太平洋島嶼文化中仍是喜聞樂見的活動，它被認為是一種正常食品，能夠補給能量。
被視為中國近代屈辱史導火索的鴉片其實也經歷了類似的身份轉變。隋唐的古籍中都有“底野迦治百病”的說法，而這種來自西戎的解毒藥主要成分就是鴉片。
唐宋時期，罌粟花還是當時園藝中的珍品，李復曾賦詩《種罌粟》曰：“開花如芙蕖，紅白兩妍潔”。這些花所結的粟粒稱為御米，能用來煮粥熬湯，調肺養(yǎng)胃，甚至被稱為“佛粥”。
到明代為止，政府對于鴉片進口還是按藥材類來征稅的。萬歷十七年（1589年）的《陸?zhàn)A貨物稅則例》規(guī)定，每10斤鴉片納銀2錢?？滴醵辏?684年），海禁弛，鴉片輸入增多，但仍作為藥品，每10斤稅銀增至3錢。
本來它作為觀賞性植物、湯料食材或者藥物是沒有什么危害的，但自從中國人發(fā)現(xiàn)它的吸食方法后，就大不一樣了。因為吸煙能提神通氣，所以迅速流行開來，男女老少皆捧，稱其為“忘憂草”。此后，鴉片上癮者如癡如狂，風行各地數(shù)年之久。當然，這也導致林則徐在虎門燃起“夏天里的一把火”。
毒品讓人上癮，動物也不例外
對于精神藥物的依賴并不是人類特有的。英法科學家通過實驗證實，大鼠也會沾染毒癮，而且與人類染毒癮時類似，它們也會表現(xiàn)出對可卡因難以抑制的欲望。
為了了解這種欲望的強烈程度，研究人員重點研究了電擊懲罰能否讓大鼠放棄毒品。結果是，就算碰到阻撓，染毒癮時間長的大鼠不顧爪子被電擊而堅持找毒品，但是，短期使用可卡因的大鼠，在懲罰之后立即放棄尋找毒品。因此，沾染毒癮時間長短是毒品依賴程度的重要決定因素。
不止是大鼠，其他動物也表現(xiàn)出了對麻醉物質的上癮反應。有實驗顯示，被喂服了可卡因之后，蜜蜂會變得更加忙碌，而脫氧麻黃堿則被發(fā)現(xiàn)可以提高蝸牛的記憶力。此外，塔斯馬尼亞沙袋鼠對罌粟汁液上癮，在罌粟花期結束的時候，它們會表現(xiàn)出明顯的斷癮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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