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在中國的歷史是如此恢宏，如此波瀾壯闊，它為各種各樣駭人聽聞的敘述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讓公眾回想起舊時代卑鄙的罪惡，回想起可怕的墮落行為，大部分明智的歷史學家對此題材寧愿避而遠之。
但鴉片實實在在所帶給我們的，恰好是讓我們得以勾勒出一部濃縮的現(xiàn)代世界史，歷史學家包利威正是通過這部鴉片在中國的編年史，傾心將一部濃縮的世界史奉獻給讀者。
6月26日，是國際禁毒日，被鴉片戰(zhàn)爭揭開近代史篇章的中華民族，對毒品之害更有切膚之痛。作為歷史學家，盡可能地還原歷史原貌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不管怎么說，但愿歷史家們的研究能讓我們時刻警醒：決不能讓毒品再次在中國泛濫！禁毒之路，任重道遠！
在18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們把大英帝國各地出產(chǎn)的商品列成清單，然后將這些商品賣給潛在的客戶。有一種商品在初次列入商品清單時并不是很賺錢的產(chǎn)品，它不過是一種從罌粟汁液里提取的藥物，它的名字很快就成為歐洲最流行的詞匯，但其效用卻極為有害，其危害程度超出人們的想象。
英國東印度公司深知為獲得欣悅感而吸食鴉片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便明令禁止其銷售員在英國推銷鴉片。
東印度公司甚至曾一度捫心自問，向有些國家比如大清國推銷鴉片是不是有正當?shù)睦碛?，因為在這些國家里，鴉片的各種用途均遭明令禁止，無論是鴉片消費，還是進口鴉片；無論是批發(fā)銷售，還是零售，都是非法的。
不過生意畢竟是生意，東印度公司面臨一個極特殊的問題。與其他所有同亞洲國家做生意的公司一樣，東印度公司在從事歐洲與中國的貿(mào)易活動中并未賺到太多錢，但在整個銷售網(wǎng)各不同點之間推銷商品時卻能賺到不少錢，這就是所謂的“港腳貿(mào)易”，即區(qū)域間的貿(mào)易活動。
在鴉片走私貿(mào)易中，英國東印度公司最為猖獗。該公司將在印度種植的鴉片，用船走私至中國銷售，獲取暴利。圖為托馬斯·霍斯默·斯皮爾德(1792—1864)繪于1817年的擴建后的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大廈
歐洲公司從中國購買的東西總比賣給中國的要多，因為中國商品在歐洲很受歡迎，絲綢、茶葉、瓷器，甚至連大黃都非常搶手，為購買這些商品，歐洲貿(mào)易公司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在往返于歐洲—中國的航線上，他們要穿越急流險灘，避開險礁暗石，經(jīng)過一個個港口，才能將貨物運抵目的地。而在運往中國的諸多商品當中就有鴉片。
說起19世紀的鴉片，歐洲人把那段歷史講述得驚心動魄，而到了20世紀，中國人也把那段歷史描述得波瀾壯闊，但這段歷史的起源似乎講解得并不清楚。
一開始，鴉片貿(mào)易只是用來彌補歐洲人對華貿(mào)易的巨大逆差，1840年，經(jīng)英國議會批準的鴉片戰(zhàn)爭只是厚顏無恥的資本家精心策劃的陰謀，目的是為了打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mào)易的壟斷權(quán)。
但鴉片貿(mào)易獲取的利潤如此豐厚，以至于歐洲帝國主義的捍衛(wèi)者們最終將鴉片當作一種商品推銷到全球市場上，即便是最正派的商人竟也獲許去推銷這一商品，這些商人在推銷鴉片的過程中居然還帶著一種優(yōu)越感，讓毒品去肆意傷害這些人民而無動于衷。
由于鴉片貿(mào)易嚴重危害中國的安全，中國推行了禁煙政策。英國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后，發(fā)動了戰(zhàn)爭，史稱“鴉片戰(zhàn)爭”。上圖為中英第二次穿鼻海戰(zhàn)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艘鴉片走私船被擊毀；下圖為英軍打敗清軍，開始進攻廣州
在中國推行一種非法商品經(jīng)濟則引起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兩種說法相互效法：
一種說法稱這是歐洲奸商損人利己，只顧賺錢的鬧劇；另一種說法認為這是無辜的中國人民飽受毒品摧殘的悲劇，國家的外匯儲備也被掠奪走了。
19世紀80年代的鴉片吸食者，他們一進煙館，離破產(chǎn)也就不遠了
鴉片讓人蒙受損害的說法很快就占了上風，接著又在20世紀取得決定性的轉(zhuǎn)折：
晚清在20世紀的最初十年里發(fā)動禁煙運動，隨后國民黨在20世紀30年代也推行禁煙運動，最后共產(chǎn)黨在20世紀50年代發(fā)動禁絕鴉片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是為了讓中國擺脫毒品災(zāi)禍。
若從這一角度來講述，鴉片的歷史就會孕育出一系列其他的說法：
一方面，國家的能力日漸強盛，讓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意愿，同時也讓本國人民去接納這一意愿；另一方面，社會精英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也在提升，他們已初步學會該如何向國家施加壓力，但又置身于其體系之外。
這兩種說法是真實可信的，但卻有許多漏洞。而包利威的論著恰好彌補了這些漏洞，并為這些說法起到有益的改進作用。
包利威的論著并非僅僅依照國家的論點去作評述，或以供求關(guān)系為切入點去展開自己的論述，他向讀者揭示出毒品對于每一個使用者究竟意味著什么。他還給我們描繪出鴉片消費方方面面的差異，這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歷史。
包利威對各地方的鴉片消費很感興趣，正是這一課題促使他提出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看起來似乎相互矛盾：
為什么鴉片會在19世紀的中國令人吃驚地成為紅極一時的毒品呢？同樣令人感到驚奇的是，為什么中國人會在20世紀短短幾十年內(nèi)便徹底根除了這一毒品呢？
這顯然是中國鴉片史當中最大的悖論：一種外國商品能很快融入這個社會之中，以至于被外國人認作是地道的“中國貨”，接下來它又很快被淘汰掉了，盡管它在人際關(guān)系當中是最難以撼動的當紅商品，要是送給來訪的客人一支煙槍，那可是盛情款待的表示。
我們可以嘗試著將這一變化過程歸結(jié)于所有毒品和令人上癮食品的致命缺陷：由克制消費轉(zhuǎn)入過度消費的過程過于輕松，由無害的娛樂轉(zhuǎn)變?yōu)槲ｋU社會問題的過程過于容易。
不過，對社會習俗作出任何微小的改變都不是一件容易事，這一改變將會引起當時社會、經(jīng)濟、政治及文化的連鎖反應(yīng)。
以上只是歷史學家所采取的幾種研究方法，通過這些方法，有才華的歷史學家就可以無窮盡地講述中國在最近三百年當中所經(jīng)歷的變化。這種變化促使一個帝國以自己的方式與世界經(jīng)濟合作，展現(xiàn)出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風采，如今中國與和世界資本主義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沒有中國，世界經(jīng)濟體系就有可能遭遇崩潰。
總之，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非法毒品交易的規(guī)模已讓書中所描述的那個世界變得黯然失色，而且非法毒品已滲透到各個領(lǐng)域，無論是時尚界還是恐怖主義組織，人們都能看到非法毒品的蹤跡。
20世紀初的幾位煙片吸食者，他們形銷骨立，面黃肌瘦，身體羸弱
我們之所以為清白無辜作辯護，或許是出于人自身的愿望，本著這一愿望，我們不會去對前輩作道德評判，而我們往往會拿舊時代刻板的影像、拿當下簡單化的影像來描繪他們，這會讓當今時代的捍衛(wèi)者們對這種極賺錢的商品（它當然還在害人）依然流行于世而感到痛心疾首；更不會去暗示最好別用鴉片來充當資本流動的潤滑劑。
因為鴉片吸食者是某一時代、某一特定地域內(nèi)的奴隸，而時間和地域恰好是他們所不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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